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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念母校情切切

2018/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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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康熙字典解释:"牧也。 言育养子也"。 也就是哺育培育。  汉字有母字的双音词并不多,母亲,母语 。。。 还有母校。

 

母亲给予生命,母校赋予知识。

 

我有九个母校,从小学的岛邓家小学,屯侯家小学,夏庄小学,到初中的屯侯家联中,高中的荣成六中,到大学的北京医学院,北京科技大学 (第二学位),再到研究生的尔湾加州大学 (UC Irvine) 和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只差一个就够两位数。

 

求学过程,跨越了二十多年! 每个母校,时段不同,年龄不同,地点不同,所学不同,回想起来丝丝情感都切切。

 

童年顽皮,少不懂事,春风化雨,草木萌动。 三所上过的乡村小学留在脑子里的是开学第一天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新课本(为了保护,会用牛皮纸包个书皮),低矮灰暗的平房教室,破陋的黑板和桌椅,老师的土腔土调,教室外空地的广播体操和偶尔可以摸到的篮球,还有戴上红领巾后煞有介事的“批林批孔”和“反潮流”。

 

1976到1978两年初中,四人帮被打倒。 邓主席领导教育界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 我所在的”文体班”也很快转型为学习“快班”,还没学会乐谱的我也就不再热衷于打扬琴和拉二胡了,而是开始背诵化学元素表和牛顿定律。 初二下半年居然能自觉地把数学课本上的练习题都做一遍,一篇作文还被老师在班上表扬并朗读。

(1978年5月候家联(初)中毕业合影)

 

从初中到高中,让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了人生是有选择和被选择的。 小小年龄的同学中,有人直接报考中专以便尽早离开农村去吃公粮,挣工资;有人家境贫苦从此不再读书;即使是继续升高中的同学们,也被按成绩分进了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

 

我的高中母校是位于城厢的荣成六中。  城厢是荣成县的大镇,很洋气。  六中旁边一条大街上有百货商店,饭馆,照相馆,理发馆等。  城厢走出了老一代革命家谷牧,荣成六中校友中有在1970年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于烈火之中的沈秀芹。

 

两年高中的生活只有一个目的 – 考大学。  同学们全部住校,每月休息一个周末。  刚入学时有三个重点班,两个是理工科,一个是文科。  到第二年又重新分班,拼出一个重点班的重点班,配备最好的老师全力冲刺。 每天早晨六点多起床,到晚上九点熄灯睡觉,一成不变的节奏是听课,复习,考试。

 

除了做值日配对为全班打饭,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几乎不可能有单独相处的机会,高考这副重担压在发育中的稚嫩肩膀上,也压没了谈情说爱的心思。 后来高中同学也有结为夫妻的,猜测起来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当时他们太狡猾,偷偷创造机会恋爱;另一个是毕业后才互生情愫。

 

相比小学和初中,高中的记忆也多一些。 有每天三餐的玉米粥,萝卜汤,白馒头,高考期间的排骨白菜和在班主任刘文占老师家借锅煮饺子的饥肠辘辘;有那些文革前大学毕业的老师们眼镜后面闪烁出来的儒雅和博学;有冬天清晨洗脸刷牙的冰凉井水。。。

 

有意思的是,我和六中的同学们几次试图回忆当时我们是如何解决饮水问题的 (没有自来水,没有瓶装水,没有暖瓶,教室里也没有水缸),居然怎么也想不起来。

(1980年5月荣成六中毕业合影)

 

北医是我学习最久的一所母校。 在众多北京高校中,我入学初期的北医如同“秀而不媚,清而不寒”的小家碧玉。  可惜的是在时代大潮中,本应“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的北医也无法脱俗,以至于我入学通知书来自“北京医学院”,毕业证书上却是“北京医科大学”。 再以后,变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到如今“北医”两字已不再具有任何正式名分,只是千万校友心中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

 

顺便提一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筹划医学院并入综合大学时,已在美国数年的我协助安排并陪同国家部委官员和北医的王德炳校长,上医的姚泰校长一起访问了洛杉矶加大,学习讨论美国模式。

 

北医校园不大,很紧凑,大门也不显赫,没有周围学校如北航,北钢大门口高耸的领袖全身塑像,那时的最高建筑细胞楼只有四层。

 

我们是第一届六年制学生,前三年基础学习在校本部,后三年临床学习在附属人民医院。

 

记忆中的北医有解剖楼里马尔福林的刺鼻味道和干瘪的尸体 ,生理楼电教室时而播放的西方冰上舞蹈和英语电影,病理生理试验台上的小老鼠和白兔子 (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和学术大家韩启德,唐朝枢当时还不够资格讲大课,只是带我们实验的助教),当然还有我魂系梦绕的“当年北医跃进厅”。

 

北医期间,我对基础学习兴趣乏乏。 正处青春躁动期,于是不务正业,囫囵吞枣般地读了很多杂书。  室友纪立农的舅母到过我们宿舍几次,每次看我手捧的都是非医学书籍,由此断言,“你的那位小邓同学不会成为一个好医生”。

(1983年结束基础学习后在北医校园合影)

 

她差一点看走眼。  临床三年,我是喜欢的,很努力学习,成绩也不错。

 

西四附近的羊肉胡同98号,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是我们在人民医院时的宿舍。大门以内,朝夕相处的是一个有一百多名兄弟姐妹的大家庭。

 

在古老的人民医院 (曾经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医院和新中国的中央人民医院)旧楼里,我体验了做医生的感觉,迎接过新生命,也见证过死亡。

 

北医,是我热爱的母校,是奠定我事业和家庭的地方。

(1986年6月人民医院老楼前全班毕业合影)

北京科技大学是我九所母校中感情最淡的。 不是北科大不够好,也不是北科大偏心冷落我。  而是我这个一边工作一边念书的学生心不在焉,没动真情。 惭愧!

 

照片上北科大第二学士班十几个同学名字基本都记不起来了。 唯一知道下落的是没在照片上,目前官拜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高志丹,他一米九几的个头,吉林人,人品好,在北京体育大学工作,课外和我比较谈的来,还托我在三院找医生为他也是大高个的夫人看过伤病。

(1990年北京科技大学第二学士学位班合影)

 

来美后读了两个物美价廉的硕士。  尔湾加大的工商管理硕士(MBA)我读了一年半,洛杉矶加大的医疗卫生管理硕士(MPH)读了九个月。

 

读尔湾加大,儿子刚一两岁,路比较远,单程开车一个多小时。 我基本是上课前到,下课就离开,因此失去了很多社交机会。 比较熟悉的只有少数几个同学。  一位来自台湾的会计学胡教授请吃过几次午饭,但我很快发现她笃信基督教,其用心是要拯救我,于是我就敬而远之了。

 

1995年拿到MBA后,有过一个工作机会。  洛杉矶的一个华人富豪(在美国生产销售玩具)正在福州开发房地产。 他看中我的MBA和在中国做过管理的经历,要雇我去做项目经理。  面谈一开始,他就问“知道习近平吧? 他是福州市委书记,他和我很熟,直接关注这个项目”。

 

因为这份工作要长期住在在福州,和医学也完全没关系,我谢绝了他的好意,转而到洛杉矶加大学习医疗卫生管理。

(洛杉矶加大公卫学院)

 

洛杉矶加大是我最后一个母校,是通往我在美国二十多年医疗服务管理生涯最重要的一个台阶。 虽然时间短,但所提供的课程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全部的“A”分数也让我再次品尝了优等生的甜蜜,让我整个求学阶段有了个完美的结束 (从此之后我没有再做过考试不会的恶梦)。  作为班上唯一一个中国学生,我有幸结识了几位非常好的教授,如Paul Torrens, Gerold Kominski,Diana Hilberman , Glenn Melnick等。  他们影响和帮助了我在美国职业的开始和发展,是我感恩不尽的老师。Torrens 教授还在我的协助下,为早期丽珠医药和卫生部人才交流中心合办的医院管理项目做了大量的工作,几次前往中国,深受参加项目的国内医疗高管们的爱戴。遗憾的是Torrens教授在今年初逝世,让我痛失一位人生导师。

(2000年和Torrens 教授在珠海丽珠医药总部和徐孝先总裁,付钢副总裁合影)

 

归根结底,我对每个母校的情感离不开母校的物,事和人。 是读书时的环境。 母校的一砖一瓦,一树一木,或小径幽幽,或大楼林立,或贫或奢,都深深融入了我的记忆之中。 是在母校所学习和所经历的。 小学的结伴吵架,高中的成绩比较,大学的交友恋爱,研究生的职业规划,这些事是我成长的轨迹,也是我人生的组成部分。 对我来说,是母校情中最重要的。 缺了有血有肉的同学,师长和校友的母校是空洞和抽象的。

 

九个母校中,小学和初中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当年的校址应该荡然无存了。 我也找不到任何和这几个母校有关的照片和物品,如成绩单,奖状和毕业证书等。 荣成六中面目全非,传闻很快要被取消。  发生在母校的很多事都远去了,淡漠了,甚至忘怀了, 但母校的名字却时常被我想起,忆起。  庆幸的是人还在,很多师长还在,很多同学一起度过岁月,变成挚友和伙伴。  很多新的校友在母校的旗帜下结识,一声母校的名字,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思其源”!  九个母校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的青年; 九个母校是我成长的摇篮。 我思念感恩母校!

 

(2016年春节期间在威海和同村的小学,初中同学邓丽华,邓基刚一起宴请老师)

(邓乔健初稿于2018年5月,修改更新于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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